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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没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李贽是将“童心”
、“真人”
、“至文”
与“失却童心”
、“假人”
、“假文”
相应而论的，实质上是将人品与文品结合了起来，说明了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
。
进而推演开去，将人品与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结合起来，说明了人品与文学作品传播流传的关系，“至文”
，只有在“真人”
中间才得以传布。
李贽将人品与文学生产、文学传播联系起来考察，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也是深刻的，它告诫了人们，凡文学家都要有一颗“童心”
，做一位“真人”
，这样才有可能写出“至文”
来。
“童心”
品质应该成为文学家的一种人格素质。
也许有人会间：“既然中国古代已如此强调‘童心’品质之于文学家的重要性，宣扬‘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又为何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家呢？”
这问得极是。
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所讲的“童心”
还不是现代“儿童文学”
意义上的概念，即它不是以尊重儿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的对儿童的理解，而只不过作为“人心”
之一种的“真诚之心”
罢了。
诚然，古人对“儿童状态”
的崇拜其心不可谓不诚，如孟轲的“赤子之心”
说，老子、庄子的“能婴儿”
说，而这种童心境界却还只不过是对人生至善至美境界的一种玄想的追求，它不仅不能够以尊重儿童生命本体的需求为前提，反而是以牺牲现实儿童人格的独立为代价的。
长期以来，儿童的地位，正如《周易》中所释，“童”
从“僮”
，指奴隶与愚昧幼稚。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惨遭剥夺的社会里，关怀儿童，使儿童得到欢乐，将儿童培育成为健全的社会的人的儿童文学，又怎么能够产生呢？
我曾尝试着从儿童文学家的角度来考察中西儿童文学的发生，结果发现这样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学现象，即在“作家创作作品”
这一因果恒式中，中西因其文化氛围之异而又有不同的变式。
可惜这里囿于篇幅，我只能先将结论写出来，向大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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