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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儿童的生活应“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
。
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
地选材，努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
。
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实际，鲁迅强调儿童文学的任务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将儿童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
，同时更应该是“人的战士”
、“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
鲁迅关于“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第一谊”
的儿童文学功能观，表明他把儿童文学的思想性摆在第一位，重视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导引”
作用，以及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这一基本观点，是与他将儿童视作希望与未来的儿童观、“指导”
儿童的教育观以及所坚持的“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
这也是鲁迅儿童文学观与周作人等在当时所倡导的将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相分割，否定儿童文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关系的“儿童本位论”
这一儿童文学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三）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
鲁迅不仅重视儿童文学的思想性，而且从中国儿童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这一思想性的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即对插画本儿童读物的重视。
鲁迅认为，儿童读物首先“必须能懂”
，“懂是最要紧的”
。
这里的“懂”
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因素，当在“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
这一内容确立之后，形式的意义就十分突出。
形式的采取主要是由该形式拟承载的内容与读者的接受能力、阅读习惯所决定的。
而中国儿童读者的现状之一就是劳苦大众的子女“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这使得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儿童读物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启蒙”
的色彩。
鲁迅从民间的一种“一字一像，两相对照”
的识字课本《智灯难字》和《日用杂字》得到启发，又结合他幼时读《二十四孝图》和给孩子买《看图识字》时的体会，认为多画插图或采用连环图画的形式，正可以补救儿童受教育的不足。
他说：“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
；何况“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
。
他相信，图画不仅儿童易懂，“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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