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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两者，又无疑为中国的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建设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道路。
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里，还附录了鲁迅译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周作人译的《儿童之绘画》。
《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从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的《儿童学纲要》（日本儿童学会编辑，1912年出版）中节译的，篇幅有两万字左右。
《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7日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
《儿童之绘画》是周作人从美国张伯伦所著的《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中选译的。
这两篇译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外国儿童学所作的译介，也足见周氏兄弟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方面的共同兴趣及其相互支持。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其弟周作人也已从日本归国，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儿歌童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鲁迅将他从友人处听到的地方儿歌，抄寄给周作人，用小字标明该儿歌的流传地域，还作了若干注释与考订，如其中有一首安徽儿歌：
车水车水。
车在杨家嘴。
杨奶奶。
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我车我的水。
你管我白腿不白腿。
（安徽省。
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
由此可见鲁迅对流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的珍视与关切，以及对其弟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鼓励。
鲁迅还将周作人写好后没有地方发表的童话论文《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分别发表在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和第1卷第8期（1913年9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
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到回国后相互间的默契与支持，不仅可见其“兄弟怡怡”
的情态，还可以想见长兄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影响。
其实有很多资料也说明，那时周作人是将其兄鲁迅当做榜样来追随的。
鲁迅上述的儿童文学活动，在辛亥革命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未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低谷”
时期，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却为五四时期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呐喊作了必要准备。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喊出了“救救孩子”
的呼声，这不是他在创作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希望寄予儿童而得出的历史呐喊。
从《狂人日记》之后，像火山喷发一样相继不断发表的小说、杂文、演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1918）里，鲁迅尖锐地批判了以幼者为牺牲的长者本位道德、批判了那种认为“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
的旧思想，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不仅是生养关系，还要负起“教他的责任”
，“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进而提出了“父范学堂”
这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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