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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比较,更应从他们当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上来考察,尤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1935年2月10日)
1918年1月,改组后的《新青年》就开始注意妇女和儿童文学。
该刊主编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
事实上,当时对儿童文学的提倡,主要是看重于它的文艺形式便于传播思想。
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也无疑是他们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一翼。
由于对儿童教育的不同理解,他们对儿童文学思想又有着各自的内涵。
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与幼者》1919年11月1日),目的是要把儿童教育成一个“独立的人”
、“完全的人”
、“超过祖先的新人”
——“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他非常重视发挥具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的文艺作用,不仅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闰土、双喜、阿发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人’的萌芽”
。
同时,为着这“‘人’的萌芽”
的健康成长,还对儿童文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鲁迅早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思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儿童文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
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中,鲁迅提出倡议研究给儿童的文学,目的在于“以辅翼教育”
。
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1915年3月)中更具体地指出了儿童文学四个方面的功用,即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
。
(二)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强调儿童文学的可接受性原则。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因而在《华盖集·通讯》(1925.3.12)中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应“浅显而且有趣”
。
“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
。
还在《二十四孝图》(1926年5月10日)中提出了“真实性”
的要求:“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
(三)提倡科学文艺,强调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对培养少年儿童进取心理的积极意义。
早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中就强调了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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