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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作人童话研究的四个时期
据周作人自述，他对童话的研究有“当初大抵是文学的”
与“后来渐偏于民俗学的方面”
之分。
征诸于周作人童话活动的全过程，这一宏观描述是有根据的，但现实的情形自然要丰富复杂与生动得多。
这里试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来作进一步探索。
第一时期，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约1912—1919），即周作人在绍兴县任教育会会长并以其主编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为阵地，借用西方人类学派（即民俗学派）理论倡导童话研究的那段时期。
主要文章有《童话研究》（1912）、《童话略论》（1913）、《古童话释义》（1914）、《读安徒生的〈十之九〉》（1918）等。
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童话兴趣时，周作人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
。
“因为那时我所读的三字经是两本安特路兰所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不免受了他的许多影响”
，包括“文学史及评论类，古典翻译介绍类，童话儿歌研究类，最重要的是神话类”
，并“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
，“知童话解释不难于人类学中求而得之，盖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用以表见原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
。
因此，周作人当初对童话的起源、变迁、分类、应用与评骘等，都是接受了安特路兰的理论。
他在1914年《采集儿歌童话启》中也表示采集的目的是“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
。
所以，周作人说他对童话歌谣的喜欢，“最初的兴趣是在民俗学的方面”
。
第二时期，五四时期（约1920—1932）。
周作人说：“在1920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
。
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皆收在他的《儿童文学小论》（1932）与赵景深编的《童话评论》两部文集里。
不仅从儿童文学的立场论证了童话与儿童心理相适应，还进一步将童话与幼儿期的儿童相搭配，肯定了童话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与种种违背这一思想的言论作斗争，为童话辩护。
也正是这一时期，他从文学的眼光看童话，已不满哈忒兰及叶支所编的偏于民俗学意义上的《英伦爱尔兰童话集》和日本岩谷小波那样复述的世界童话集了，只承认下述两类童话：“一是文艺的，如丹麦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国格林兄弟所集录者”
。
并将安徒生童话作为文学童话的典范来介绍与颂扬。
因而，从“儿童文学”
的立场看，这一时期周作人的童话研究是最值得重视并加以开发的。
第三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周作人对童话的兴趣悄然地转向于神话，热衷于介绍与翻译希腊神话了。
本来，神话也是周作人一直感兴趣的，但在此之前所写的关于神话的文论如《神话的辩护》等，大多是借了神话的话题在论童话。
而这一时期的神话文化已不再是“泛神话”
意义上的了，则是注目于希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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