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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
（二）抛出“童心论”
（又叫“儿童本位论”
）对抗“阶级论”
，“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
，“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
。
“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
，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
，“反党反社会主义”
。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
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无产阶级专政”
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
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
甚至还在一相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
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
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
的惶惑：
在那“一浪高一浪”
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
，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
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
的，是“人性论”
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
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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