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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
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
。
“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
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
的表现。
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
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
。
那么，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
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
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
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唯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三、关于“童心论”
的大讨论
20世纪60年代关于“童心论”
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
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
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
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
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
过去对于“童心论”
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
再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见开了“文革”
后重新评价所谓“童心论”
的风气之先河。
3个月后（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就专门开会讨论“童心论”
，对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评价，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
当时任大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儿童文学特点要大谈特谈》，表达了儿童文学界对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
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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