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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存在。
（三）“童心论”
是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儿童文艺理论，其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要分析对待。
持这类意见的有茅盾、蒋风、陈子君等。
茅盾认为：“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应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
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蒋风也认为，陈伯吹所说的“童心”
与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
是有根本区别的。
“‘儿童本位论’者从迎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出发，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而陈伯吹所说的‘童心’，虽用了某些相似的语言，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出发点还是为了掌握儿童心理，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事业中的战斗作用，与‘儿童本位论’有本质的区别”
。
陈子君认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要害，主要是在于它否认‘童心’的阶级性，否认一定的阶级对于儿童的有意识的教育作用；而其主张了解儿童、熟悉儿童心理特点的思想，则是这种理论的合理部分。
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对其谬误的部分，必须坚决抛弃，而对其合理部分，则必须当作一种历史遗产而加以继承和发展。”
（四）所谓“童心”
问题，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特点问题。
持这种意见的有任大霖、魏同贤等。
任大霖认为：“在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的大前提之下，儿童文学作家是否需要一颗‘童心’？是否要用儿童的思想感情去感受？儿童文学要不要提倡‘儿童情趣’？……这一些都是创作思想，或者创作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总的是一个‘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
魏同贤认为：“对于这些论述，如果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地分析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第一，他所讲的童心，仅仅是基于儿童的年龄特征所表现的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第二，这种特点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就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第三，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是否认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而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作为教育者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编辑），不要忽视这种特点，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地熟悉、了解乃至揣摩这种特点，这就是为了更好地塑造文学形象，进行创作，也是为了使作品更适应接受者的阅读要求。”
关于“童心论”
的大讨论，前后大约经历了两年时间，除《儿童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二十来篇文章外，还在一些报刊、儿童文学理论专著或其他学术论文中，也有人对此发表意见。
而这次大讨论与“大批判”
的另一最大不同，除了严格在学术范围内讨论外，就是过去被批判的对象——陈伯吹有了发言权，他可以和大家一起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了。
这一时期，陈伯吹写下了《“童心”
与“童心论”
》这一重要的长篇论文。
《“童心”
与“童心论”
》发表在1980年3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3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回顾自1960年开始的对所谓的“童心论”
的批判，指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其为批评也好，批判也好）”
的关键在于论争中是否发扬了民主，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艺术民主是否得到了保障？论争中是否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论争是否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混为一谈，不乱扣帽子，不乱打棍子？对所谓“童心论”
的批评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能做好，所以，“这场思想学术性的文艺批评，竟变质成为一场政治性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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