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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6岁那年，在苏波战争前夕，主动请求去骑兵军做战地记者。
此前，他就已经有了多次离奇而冒险的战争阅历。
这里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就是说，那个戴着细圆边儿眼镜的“柳托夫”
，日后是一定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巴别尔”
的。
并不是布琼尼的“骑兵军”
成就了巴别尔，而是巴别尔成就了《骑兵军》。
因为巴别尔不是被迫或是无意中撞上了骑兵军的一切，那匹“马”
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的人，选择了什么，也许就会成为什么。
对于文学的真实性而言，道德评判是一个陷阱。
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中，许多作家都是自觉地“赴汤蹈火”
的。
因为作家担当着“灵魂的工程师”
。
但巴别尔拒绝成为工程师，只愿意作为一个“解剖师”
。
在人性深处，天使与野兽共眠，巴别尔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将天使催眠、把野兽弄醒。
野兽醒过来咬了读者，读者感觉到疼痛，于是憎恨野兽；回过头，却看见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觉天使之美之善；想要亲吻天使，才发现天使和野兽是连体，共用一个心脏和五脏六腑，只不过有两个脑袋而已。
真要做分离手术，天使和野兽就同归于尽。
“英雄”
若是还原于普通人，情同此理。
至于“残暴”
一说，只看施暴的对象是谁。
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献出性命，冒死谏言坚持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对自己的“残暴”
（牺牲精神）为代价的；而在战争年代，英勇杀敌，对敌人越是“残暴”
，越发可见对人民、对“真理”
之爱（这是传统文学的另一种“连体”
式英雄人物）。
二战结束后，国际文学界逐渐对这样的大爱表示了怀疑（早一个世纪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战文学的诞生顺理成章。
但巴别尔在1940年就被杀害了，来不及加入这场思想清扫。
我们只能从《骑兵军》的文本进行推测，巴别尔或许试图颠覆以往的“英雄”
模式，或许他根本没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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