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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话题忽然就转到了有关女人的事情，说来说去，大家都发现原来印度、日本、中国，知识女性的处境大同小异。
然后说到了人口，我便借机请教她对印度人口激增的看法。
她说生育的权利应当归于女人自己，而不应由政府来替女人作出决定，那样是不人道的。
我微笑着反驳说，地球资源已经超负荷消耗，女人无权滥用生育权，如果像印度那样不积极控制人口，印度难以改变普遍的贫困，一个人口失控的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也更将是不人道的。
她沉吟不语，后来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小说英文译本的书名，说回去后要设法找来一读。
印度作家讲英语，而在场译者的英语不如日语流利，只好请津岛佑子把印度作家的话译成日语，再由唐先生译成汉语给我听。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每人说出一句话，等到三次转译后三方都表示听懂了，大约需要好几分钟时间。
再进行回答再三次转译回去，一个话的讨论就用去了十分钟。
译过来译过去，发现当初自己的提问，回来后好像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有点哭笑不得。
如此三遍转悠下来，大家终于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一晚的亚洲作家民间聚会，始终在语言的狂欢与冲撞中进行。
每个人都在顽强表达，每个人又都在试图倾听。
我也许听懂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听懂。
这是一次随心随意的跨国交谈，就像桌上丰盛的事物已辨不清是哪一国的风格。
我和李惠善终于要告辞了，临走前再次拥抱津岛佑子和她的朋友们，忽然觉得，其实我们说了些什么都不重要，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一起说。
语音已消散在空气里，我们终究都得回到各自的书房——而文学作品，如果那是一条内陆河，必将自生自灭地悄然隐没；只是，我们都渴望着能融入辽阔的文学海洋。
第四日，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东京国立大学、早稻田私立大学。
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原信之先生，陪我去东京大学，会见我的老朋友藤井省三教授。
藤井先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多年，曾在北京与他见过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评价短文，发表在《朝日新闻》上。
他带我参观了东京大学的校园，并简单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求学、执教经历。
东大校舍在二战中曾遭受炮火与后来地震的损伤，但校园中树木葳蕤，棕色的建筑群体，依然有一种当年“帝国大学”
的森严气象。
在他那间四壁是中文书籍的工作室中，见到了不少中国当代小说的日文译本，据说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莫言，还有苏童、余华和残雪。
午餐时藤井教授向我谈起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他说日本大学生有很多人选修或专修汉语，日本作家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资源，所以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六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常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回到家中……我原本有很多问题希望与藤井教授讨论，但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中野晓先生，已开车来接我去早稻田大学，蒋子龙团长、李惠善和上海《文学报》的徐福生先生已在车内等候，只得匆匆告辞。
早稻田大学的安藤岸阳子教授，前几年在北京由陈建功先生介绍认识。
她从事汉学研究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往来于东京与北京之间，为中国文学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
她的丈夫安藤彦太郎先生曾担任日中学院院长，听说最近刚刚做了一次手术，所幸无恙。
岸阳子未等丈夫出院，就忙着安排我们的演讲。
老朋友在东京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与东京大学相比较，早稻田显出了另一番活跃自由的气氛。
校园里贴着各式讲座与活动的海报，比如“宪法改恶”
四个字，便可从汉字上猜出些大概。
岸阳子教授的办公室也是一个容量巨大的中文书库，她说还有很多书只能放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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