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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还提到了他做过的一项计算，他提到史密斯女士发起的战争募捐运动，募得3900万美元的捐款，但是如果用百分比来说，在她的听众里，接受募捐的人数只不过占了2%～4%而已。
政治方面的一切竞选活动，所能影响到的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所谓的“立场不明者”
（the undecided）。
已经决定如何投票的人，中途被竞选演讲所影响，继而改变投票对象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上述所说的这种单向沟通，在广告和政治方面也许有其实用价值，但是所能争取的，只是受影响人数中的极少的部分。
因此，如果管理层想用说服性沟通来扩大其影响力，那么不妨冷静地思考一下可能的结果。
换言之，要想运用说服沟通，就必须注意到对方系统的特性，确保说服性沟通与对方的特性有关，否则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要做到这一点，有一种较为可靠的放松就是采用往来式的沟通。
不过，要注意的是在采取往来式的沟通时，沟通者本人要避免受对方的影响。
在本章，我们讨论了在组织舞台上行使权力的方式，我们讨论过的方式共有四种：法定职权、“外附的激励”
的控制、“认同”
和说服的沟通。
这四种方式，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限制。
怎样运用这四种行使权力的方式才能收到期望的效果，而不至于产生副作用？这应该根据对象的系统特性而定。
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一定比另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好。
所有这四种方式，可以说都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
不过，这都是必要的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
任何社会影响，本质上都是往来式的。
因此，任何一种权力行使方式的效果，都会有所限制，也能因此有所提高。
事实上所谓“片面的影响”
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凡人都是一种开放式的、有机性的系统。
对这个系统的任何输入，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修改或改变。
正因如此，所以只有在输入能够配合系统的特性时，系统的输出才能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个系统行使我们的影响力时，通常需要扩大范围，考虑这个系统以外的更高层次的大系统。
因此，社会影响的行使或权力的行使，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过程。
远比我们所说的强硬的管理策略、软弱的管理策略、减低坚定而公平的管理策略等更为困难和复杂。
不过，只要我们能了解对象的系统，再来选择最适当的权力行使方式，我们就能达成更有效的有组织的努力。
这也正是行为科学知识对管理的一项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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