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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总统、首相、法官和警察等人的权力行使，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此外，在任何组织中，位居长官地位或管理地位的人，其某些权力的行使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社会态度和社会规范能成为法定职权行使的基础，是得到了“公众合意”
（t of the governed）的结果。
有时候它是强制手段的结果，所以这里并非完全同意。
法定职权通常是通过建立一种政策、程序、法规，并用决策和命令等方式来行使的。
法定职权的相对性
社会与社会并不相同；在同一社会中，机构与机构也不一定相同。
牧师的权力与经理人的权力是不同的——社会规范对教堂所产生的法定职权的限制，与社会规范对企业所产生的法定职权的限制是不一样的。
对企业来说，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机构中，经理人想要解雇一名员工，就会受到法定职权的限制。
而在没有工会的企业机构中，经理人解雇员工时所受到的限制就小得多。
在企业机构里，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管理权范围”
的讨论，其实就是在讨论“法定职权”
。
管理层经常认为自己的职权被限制得太多。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理，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规范和法定职权的关系”
。
一方面他们企图维持绝对的权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因社会规范的变动而做适当的配合调整，这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例如，美国的《劳工法》问题，从过去的《童工法案》至今，整部《劳工法》经过了多次修改和调整，便说明了行使权力的某种方式的合法性。
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规范的变动，所以只好借助法律的力量来推动。
这一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企业界，在宗教团体中、在工会里、在专业组织里，甚至在政府机构里，都存在这种现象。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很多专业社会机构都建立了所谓的“职业道德规范”
（Code of Ethics）或“自律规范”
（self-poli），因此，就没必要另外制定公共法案了。
虽然职业道德准则和自律规范不一定能完全代替法案对人的限制。
随着管理逐渐走向专业化，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组织机构会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变动的社会规范。
不过，美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管理方面的专业机构，所以也没有地方可以讨论和推行这一类问题。
即使有“（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anufacturers）和“美国管理协会”
（Ameriagement Asso），也并不够专业。
前者的作用实际上是协调，后者的作用则是教育。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在制定企业法案时，将矛头主要集中在管理层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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